龍剛先生的專題，先後於香港國際電影節及烏甸尼斯遠東電影節播放，可是，在聽過龍剛先生於座談會的情況的話，真的敬重他的情操。
有幸在一個座談會裡，其中一名記者問了龍剛一道問題，談及當年不少人認為國語電影於製作上較粵語片豪華，問及龍剛先生當年如何為粵語影壇力挽狂瀾。
這道問題，要答的總有一些大家預期的答案，可是龍剛先生卻不是用這個方法回應。
當時龍剛先生及作為導演，最重要的是拍更好的電影，電影的語言並不是重點。例如他的電影如果是具質素，可是語言變成俄語的話，便會被認為是好的俄羅斯片等，道出了其實電影就是電影，要區分的不是語言，也不應以語言來區分，只會有質素的好壞。
今時今日，當要談及本地製作還是合拍片之時，也許龍剛先生這席話到現在也十分適用。
當然，龍剛先生受敬重的不只這個，其他的容後再談。
怪人唔話得
希望版主能多寫寫龍剛導演：)我是因為今年的香港電影節才知道龍剛導演的作品。值得一提；龍剛導演接受訪問時被問到如何看重拍他作品的睇法？他說《英雄本色》與《應召女郎》的翻拍從來沒有人向他打過聲招呼，借了戲名與情節也通知過他：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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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剛 粵語片的守望者
1967年，龍剛拍完《英雄本色》，正逢政治暴動，被人誣為特務，差點一把火燒了底片。影片後來被奉為香港電影的代表作之一。約20年後，吳宇森重拍此片，捧紅了周潤發，更開啟了本土黑幫英雄片的先河。 ■文、攝：梁小島
龍剛拍《瘟疫》，反映70年代初香港的貧富懸殊，結果又成為政治鬥爭的箭靶，1萬7千呎的膠片，被人胡亂剪到7千呎，更名《昨天今天明天》。
還有《廣島二八》（1974），首次觸及反核爆主題，更有當時難得一見的國際視野，他卻被人攻擊得更兇，還戴上「漢奸」的高帽，徹底結下永難平復的心傷。
這個心傷讓他不到50歲就息影，更不讓兒子踏入電影圈半步。
3月初，電影資料館舉辦龍剛回顧展，面對50年心血的保存和研究，他真的感謝香港，70多歲的人，還流下了男兒淚。
眼淚裡包含的是寬恕還是感慨，沒有人說得清。可是，作為當年香港社會寫實電影里程碑式的人物，電影早就侵入了他的血液。以至半個多世紀以後，說起自己當年的那個抱負，依然斬釘截鐵：「如果有一天，我有機會，有能力的話，我一定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去打破那個又陳、又舊、又臭的框框，為粵語片走出一條可以逃生的道路。」現在他稱之為「傻抱負」，有點調侃，卻不容置疑。
最壞的年代
龍剛命硬，童年飽受戰爭流離和飢餓之苦。他在口述歷史《龍剛》一書裡，談到幾次死裡逃生的經歷，總是與日軍子彈、炸彈差之毫厘；然而他又本性敏感，加上父親曾是粵劇男花旦「小珊珊」，拜過粵劇名伶薛覺先為師，他在娘胎便已受到戲曲的薰陶。在戲班子受老師傅捶打，他捱得過，哭哭就沒事，但後來進電影組演戲、拍片，卻有了精神上不能忍受的恥辱。
50、60年代，香港粵語片逐漸式微，大量粗製濫造的電影充斥市場，他還記得自己曾被人叫做「雲吞麵導演」。當時流行拍廣東大戲，導演不用真懂拍電影，只用先錄好一條戲曲的音軌，再讓演員去演，搭上軌道，固定好機器便開始拍。聲帶通常播很長，不用換景，不用移鏡，夠時間讓導演出去吃碗雲吞麵，回來也不耽誤事，可對他這樣對鏡頭精雕細琢的人來講，「It’s insulting.」
龍剛最初放棄在股票公司的優薪工作，以演員身份入行，思前想後，他要孤注一擲，「那時很多演員會同時拍幾部戲，這邊拍完馬上去隔壁廠接下部，常常衣服和造型都忘了換。」所以坊間有「粵語殘片」的叫法，可別人也這樣習慣性的看待他的工作，他只是把憤怒壓在心底，並將之轉化為另外一種方式發洩出來。
他首部獨立執導的愛情片《播音王子》（1966），成功奠定謝賢風流浪子的舞台形象，當年的票房相當突出，40多年後，還有學者在深挖影片的社會內涵。可是他自此卻暗守一年只拍一部戲的自我規定，9個月寫劇本，3個月拍，於是才有後來《英雄本色》及其他電影的地位。
他的太太Claudia說，龍剛是個急性子。可是急性子卻能耐得住那9個月的寂寞。
先行者的代價
最終龍剛還是孑然一身出走美國，定居紐約，15年來都未回過香港。一是因為紐約的生活太好，氣候宜人，他也擁有了幸福的家庭；二來是他後期電影製作的遭遇，痛到了他的骨髓，幾乎每一部作品的大膽而超前的意識，都引來巨大的爭議，甚至誣陷乃至人身攻擊。
1970年出品的《瘟疫》，是粵語片對香港社會現實的一次深入關照，亦觸碰了當時禁忌的話題。靈感來自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卡繆的同名小說，他挪到香港，看到的是住在半山的豪宅與滿山貧民木屋的強烈對比。他也有親身經歷，「我11歲離家打工，每月不到25元，沒有地方住，只好到筲箕灣山上租一間木屋床位。那時嚴重制水，我收工晚，打不到水，只好忍痛花5毫子買一桶水。刷牙的時候聞到有腥臭味，一查，原來來自山上流下的污水。長期喝，怎能不生病？」貧富差距深含危機，於他無異於一場「瘟疫」。
沒想到影片被抨擊有政治隱喻，更稱他為港英政府的特務，甚至提出要毀掉底片。龍剛最後以交出劇本和影片以證明清白，可待影片回到手中，已經殘缺不全，連名字也做了更改。
2003年，香港爆發SARS，有人重看他的電影，嚇了一跳，何等的相似。
給龍剛致命一擊的，是《廣島二八》（1974）。他通過日本一家核彈生還者的生活，傳達他對反核反戰的訊息，結果直接被人指認「日本人的漢奸」，更受到不少媒體的謾罵，他頓時糾纏於各種名譽追討的官司中。當年的《銀河畫報》更有一篇名為《有人要「整死」龍剛》的文章為他喊冤。
香港的傷痛，他養了15年。
惡補教育的缺失
他到紐約的第一件事，是跑到NYU（紐約大學）電影系進修，不是為了拍電影，「完全是我的好奇心。」他想搞清楚，自己花了十幾年才累積的經驗，到學院裡又是怎樣一回事。
第一次剪輯課，老師拿出經典片《High Noon》的素材讓學生練手。學生在「示範」下，從絞成亂麻的底片中一個一個鏡頭找，他一看急了，「這樣找到天光也找不完，何況還會損傷膠片。香港導演的做法是，scene 1的那條片咬住，scene 2掛在脖子上，NG的馬上丟掉，手腳麻利得很。」但是老師認為他不守規矩，他全然是玩樂的心態不掛心頭，竟然完成了4年的學業。
畢業後他又進入另一間出名的演藝學院學專業的表演，無非也是要印證自己的過往道路，「學院的優勢是，從第一課開始，就告訴你我們這些學徒派花十幾年才搞明白的事，但缺乏的是實際經驗。」唸完了書，他像了卻了一個心願，自此不再拍電影，轉而開始學畫畫，練書法，修行佛法，優哉游哉。
「第二次世界大戰斷了我的讀書機會，只唸到小學二年班，全靠後來死追。」後來的英文、財會等都是這樣「死追」而來，對知識，他有異於常人的渴求。
愛人如己
龍剛因為形象鮮明，以飾演反派的機會居多。據說他演過粵語片第一個吸食白粉的癮君子形象，還有黑社會頭目、叛逆青年、科學怪人等等，可是他的作品裡，滿是他自己人道主義的關懷。
多年前，他和太太在美國加入了慈善機構，成了全職的義工。「慈濟、紅十字會，什麼組織都參加。」唐人街發生火災，第一個打電話通知他去現場，「很多人沒有身份，又不懂英文。」他還給服刑人員通信，讓他們鼓起改過自新的勇氣，「他們受到家人和社會的歧視，這不就是《英雄本色》嗎？」
本來他在紐約做絹花的生意，後來兒子出生，長到2歲，有一天聽到太太的抱怨，兒子會講粗口，原來是跟帶他的工人學。太太要立刻換人，他則決定結束生意，陪伴兒子，安於做居家男人。從2歲直到大學，兒子入讀美國名牌大學，即將拿下工科的雙學位。
「很多人見我演反派，以為我是壞人，No，我做人從不貪戀，不追逐名利，只是付出，已經過得很充實。」如果兒子想拍電影？「那是我最怕的事情。」又愛又恨的電影，傷痛還是莫談。
http://paper.wenweipo.com/2010/03/31/RW100331000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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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派對言論自由及創作自由的禍害悠來已久,前車可鑑不得不防.